还有以前，虽然有粗译这么一说，不过我一次也没有使用过。因为一旦做了那种事，翻译的一大半以上有趣的地方就丢失了。最有趣的地方。无论如何就是乐于从零开始做起。总之，翻译若不是从头开始认真做起的话就完全兴趣寡然。检查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粗译就没有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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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篇英文的文章，要怎样变成日文呢，坐在桌前一直想。苦思冥想的最后，渐渐地，一点点地，就能看到答案。这种原文，即便无论如何都理解不了，去做的话怎么也能理解过来。目不转睛地看着原文，拼尽全力思考过后，怎么也能看到作者想说的东西。结果却是被柴田先生说“这个，不对啊”（笑）。这种稳稳当当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。语言和文章，对我而言是重要的稻种，对此无论思考多少，都不会有思考过度一说。
与其让不习惯翻译工作的人从日文直接翻译，还不如那种方式更好一些。这个说到底还是按情况而定。我说这种话，就经常会有改变血相而生气的人说“你重译可以吗”。原理主义性的。但是若是能让我作为一位翻译者而说的话，重译并不是绝对派。完成的翻译书能达到何种程度的优质度才是最重要的。
“我不爱任何人。对我而言，爱某个人是怎么一回事，也变得不清楚了。当闭上眼睛时，总是浮现出被活生生地剥皮的山本的样子。也好几次做过这个梦。山本在我的梦里，无数次地被剥皮，赤红色的肉被剥成一块块。我能清楚地听见他的悲痛的悲鸣。而且我也无数次，梦见自己在井底里活生生地腐朽而终。有时候我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现实，如今存在着的我的人生才是梦吧。”
文库本卖场的书架的空间有限，每个月都有接二连三的新书出现，所以古旧的作品渐渐地被移走。翻译作品消失得特别快。看了最近的书店的文库本卖场，由不得心痛。与柴田先生说了这些情况，双方意气相投，那么要不两人一起做个人的，已经消失的文库本的复刻运动吧，就这样向新潮社提议……。
我想做更多音乐相关的翻译工作。虽然也想翻译音乐家的传记什么的，但是我的情况是无论如何文艺相关的翻译才是中心，无奈时间是压倒性地不足。若人生还有另外一个存在，估计能做更多饶有兴趣的事情（人生がもうひとつ別にあれば、もっといろいろと興味深いことができちゃうんだけど）。
文章这东西基本上是，越修改会变得越好的。变坏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。关于翻译也是，我经常想着改译以前翻译的东西。少一点错误，让文章更容易阅读。卡佛或者菲兹杰拉德的翻译，若是更换版本的时候，就会经常修改，往后若有机会的话，也想着改译。开始做就没有尽头了。
《漫长的告别》，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或者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翻译这些对我来说有着极大意义的小说作品，我作为翻译者的能力，不是超过我的某种水准吗，所以没办法，一直都是这样想的。那么到六十岁左右，无论如何也是可以实现的，订了这个目标，可是到了五十四岁，感觉“差不多可以做了吧”，于是首先翻译了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。这些说起来就是我的“古典三大家”。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《漫长的告别》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。
譬如说，我写了两千页纸，一旦修改的话就大概变成一千八百页纸。也就是说删减了三百页左右，但是翻译的话，这种事情是不能做的。在这种意义上，一日之内，没有制约的小说的工作，与有制约的翻译的工作，构成要素不同的工作并行着埋头苦干，作为工作来说还是非常有趣的。
对于真与虚的判断，在于读者。读者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写实的故事，世间或许就是有这么巧合的事情，或许就是有这么美好的情感；读者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既实也虚的故事，那就是主人公在自己真实生活着的世界里，面对彷徨与困惑，他也必须为自己找一个出口。
